官员“主动投案”真面目迫于压力假投案认小否大

“自己在经历留置之后才深刻感受到,心存侥幸对抗组织调查,都是徒劳的。唯有坦白交代问题,才是正确选择。”近日,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组织市管领导干部传阅《忏悔录汇编》,被查处的该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的一段忏悔令大家尤为警醒。

不久前,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丁文二人被“双开”。通报指出邓长明“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同时丁文也存在“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公开信息显示,此二人在去年11月曾主动投案,其中邓长明还是“携款投案”。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假投案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有三种情形:避重就轻型、投石问路型和丢卒保车型。

邓长明案不是孤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也有一名派出所所长避重就轻隐瞒案情。阿布力海提·玉努斯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和巴扎结米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充当辖区内赌场老板的“保护伞”,收受财物61万余元。但他在“投案”时,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仅坦白收受财物12.24万元。阿布力海提因此受到免职处理,由派出所所长降为普通民警。受到撤职处分后,阿布力海提以为已经蒙混过关。但该县纪委监委在对其问题线索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其涉嫌隐瞒违纪事实换取从轻处理后,开展了初步核实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5月10日,阿布力海提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在此期间,邓长明多次找丁文密谋如何对抗组织调查,要丁文将邹样清送的140万元贿金全部担下来,并承诺会想办法将丁文“捞”出来。但丁文感觉案情重大,担心会受到严惩而予以拒绝,并表示其将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

邓长明案例就属于避重就轻型。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较小较轻的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较重、数量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以期让办案机关认为其态度诚恳,继而止步调查。

回顾历史,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瑞双边关系曾经长期走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前列,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互为在亚洲和北欧最大贸易伙伴是一大亮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瑞典屡屡就人权、香港、新疆等问题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论,其不负责任言行导致中瑞关系遭遇“寒流”。

邓长明在得知邹样清、杨友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抚州市纪委监委派人进行询问后,担心其受贿行为败露。心中不安的邓长明,一边四处打听邹样清、杨友龙是否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交代其受贿行为,一边于11月17日晚将一个装满18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和两个各装了50万元现金的蛇皮袋分别送往其妻舅处和妹妹处藏匿。随后还电话联系其他行贿人,将合计90万元的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

据介绍,本次大会积极探索办会新模式、新路径,以“线下+线上”形式开展各项活动,大大提升了疫情背景下举办互联网大会的安全性。(完)

2019年11月14日,抚州市纪委监委将江西盾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至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11月15日,临川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邹样清和股东杨友龙抓获归案。随后,市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提审询问邹样清时,邹样清交代了邓长明和丁文在处理盾牌公司长年填埋的1470吨危险废物上给予关照,分别收受其70万元的问题。杨友龙同样也交代了邓长明、丁文收受贿赂的问题。

9月23日,甘肃兰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平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受贿案。黄继宗的“双开”通报指出,其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遇到对抗组织审查怎么办?重庆市铜梁区纪委监委从审查调查对象的知、情、意、行等心理实际出发,摒弃单纯说教,抓住审查调查对象的心理特点,找准谈之有效的话题,如让审查调查对象重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工作日记等,动其“初心”治其“歪心”,让其在思想上接受一场深刻的洗礼。

此外,瑞方对中国企业下达封杀令,恐怕还有经济利益的“小算盘”,也就是为本国企业打击竞争者、赢得更多市场份额铺路。但是,不知瑞方是否权衡过,采用政治手段打压别国企业、公然践踏市场经济规则,对自身来说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开展大规模5G建设过程中,中国一直对外国企业持开放态度,包括瑞典企业爱立信在内的多家外企都拿到了大订单。如果瑞方动用行政手段蛮横排挤中国企业,那么瑞典企业又怎能期待继续从中国市场获得商业利益呢?作为发达经济体,瑞典又怎能取信于外国投资者呢?

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还是为美所驱甘当卒子?瑞典方面的选择显然偏离了理性,好比是一种自伤行为。奉劝瑞方遵循公平开放的市场原则,冷静评估事态发展,尽快纠正错误决定。若一意孤行甘当美国的“政治打手”,瑞方必将承受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国际锐评评论员)

曼城给加西亚的标价是1000万欧元固定+1000万欧元浮动,巴萨方面的报价是1000万欧元固定+800万欧元浮动,就相差200万欧元浮动款未能谈拢。另一方面,里昂对德佩的要价从2500万欧固定+500万欧浮动,下降到2000万欧固定+500万欧浮动,但巴萨因为最终未能送走登贝莱,引进德佩的行动也搁浅。

中央民族大学诉讼法学副教授李扬认为,通常而言,被调查人在选择主动投案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分别是“真诚悔罪”“避重就轻”和“以退为进”,其中后两种心态都是通过主动投案的方式来制造自己悔罪的假象,从而将整个调查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精准识别 对假投案者严肃处理

今年的大赛采用“线上+线下”的模式举行,自5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15个国家总计8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多轮角逐,10个优秀项目入围将于11月24日在乌镇举行的总决赛。

近日,欧洲竞争电信协会官网发表声明,谴责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中国5G供应商实施的任何禁令,并警告此举将造成欧盟5G部署延迟等负面影响。这份声明强调,排除特定供应商将损害消费者及行业利益,打击市场内部凝聚力。可见,无理封杀中国企业不但会破坏全球电信行业的正常竞争秩序,也必然会损害欧盟整体利益。个别欲追随美国、企图对中企“下黑手”的国家,应当倾听理性专业的声音,三思而后行。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现实中,极少数干部把组织的关爱苦心当成避罪漏洞,企图以假投案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以小遮大、瞒天过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说,这些伎俩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这些人的如意算盘最终必会落空。

据介绍,“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在去年首届的基础上,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征集数字经济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项目,吸引众多独角兽企业、准上市企业、黑科技企业及国内外资本踊跃参与,搭建数字经济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推动全球互联网合作创新,激发互联网创业活力,集聚互联网青年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高质量推动互联网产业精准对接,为全球互联网共治共荣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正如邓长明后来在忏悔材料中写的,他之所以选择主动投案是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心存侥幸的他只供述了其收受邹样清70万元的问题,声称自己带来的现金就是邹样清当时送来的,并表示只收过这一次钱,对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值得一提的是,维纳尔杜姆也是巴萨的目标,科曼自己也承认过这一点,但巴萨没有展开行动。不过1月份冬季转会市场开放后,巴萨还会将这三位球员列为重要目标,而他们也有望以较低的价格加盟。(伊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杨海龙

四川省都江堰市纪委监委重视外围“证据链”,违纪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审查调查对象的口供仅供参考,办案人员把握有关案情和证据材料力求全面细致,制定周密的外围调查方案,围绕主线、紧盯主角,在外围调查取证中抓住要点,灵活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违纪、犯罪行为,从而获取有效证据。

然而,不分是非地“随美起舞”符合瑞典本国利益吗?正如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指出,多年来,华为和中兴等中企积极促进中瑞信息与通讯技术合作,为瑞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从来也没有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有过什么“威胁”。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瑞方以“莫须有”罪名打压中方企业,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违反国际经贸规则,势必会给两国关系改善制造更大阻力,也有损其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倡导多边合作的国际形象。

欺瞒组织 认小否大终自误

然而,邓长明显然打错了算盘。专案组充分运用邓长明、丁文两人同一天到案的条件,广泛收集市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存档资料,调取有关企业资料,并通过邓长明的其他信息掌握了邓长明更多违纪违法证据。在证据面前,邓长明不得不交代了其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赃款的行为,其“避重就轻”的幻想最终破灭。

迫于压力假投案 企图避重就轻

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分析,投案不等于自首,对于问题干部交代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善用“火眼金睛”,辨明投案者是真心悔过还是“转移视线”,交代问题是全部违纪事实还是“丢卒保车”对抗组织调查,对于假投案者,在查清事实后,要予以严肃处理。

比如,江西省抚州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名胜管理局)副调研员徐大国在得知与他有关联的行贿嫌疑人被该市纪委监委留置后,预感可能要出事的他找到市纪委监委办案组主动交代曾收受过3万元咨询费,而对其受贿200万元的事实则闭口不谈。

“假投案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纪律意识淡薄,也是侥幸心理作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讲师卢锦泉表示。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1+3”架构的重要功能板块,2020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聚焦互联网最新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动态,展示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5G等领域数字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新应用,着力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等130家知名企业和机构将亮相展示最新的前沿科技成果。

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针对实际工作中主动投案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多种有效应对经验。一是充分利用对象能主动投案并能交代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的现象,因势利导,就投案自首的法定含义,真投案与假投案的不同处理,做细致工作,迫使其认清形势,主动交代。二是对“投石问路”“试探深浅”的,在条件不成熟或证据尚未收集到位时,不惊动对象,让其以为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对方,争取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当面揭穿,充分利用前来投案的机会,揭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该市还制定了处置主动投案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了直接到办案点、巡察组投案或来电、来信提出主动投案等情形下的报告、审批、安全措施,使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部门密切配合,快速移交处置,确保安全高效。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一起案例属于丢卒保车型。其主要表现为:让“卒子”去主动承揽责任,好让真正的违纪违法人员逃脱惩罚。

11月19日8时30分左右,丁文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邓长明在得知丁文投案后,心理防线被冲垮,于9时10分左右向专案组人员发短信表示要来投案,并在10时左右携带60万元赃款向抚州市纪委监委投案。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假投案、真对抗”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浙江省武义县纪委监委对符合主动投案条件的被调查人,根据法定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针对主动投案工作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该县纪委监委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工作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内容、要求以及责任界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瑞方此番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既反映其国内存在对华敌对情绪,也有受少数美国政客蛊惑的因素。人们看到,蓬佩奥之流屡次赴欧访问,刻意煽动对抗、挑拨离间,试图拉拢一些国家构筑反华联合阵线。他们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迫使相关国家将华为等中企从5G网络建设中排斥出局。瑞典的决定表明其迎合了美国政客的诉求,充当其遏制中国的“马前卒”。

此外,“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将发布15项左右年度前沿互联网科技成果。在由浙江主办的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大会上,浙江将集中签约一批重大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总投资金额达数百亿元人民币,覆盖集成电路、云计算、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地主动投案人数逐渐增多,但在实际审查调查中,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个别投案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避重就轻,用简单违纪事实代替违法犯罪事实,或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这些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审查调查之实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欲盖弥彰,最终难逃纪法严惩。

投石问路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假投案行为。当得知纪委监委在对自己展开调查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行贿人、共同受贿人或知情人被监委留置后,对于上述人员是否会供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心中没底,故而采取主动投案的形式,在投案后只向组织交代自己一小部分违纪违法事实,从办案人员问话的态度、口气和内容中来试探是否掌握了自己违法犯罪事实。

4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潘卫国酒后超速驾车致使4人死亡。为掩盖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潘卫国指使同车朋友闫某华“顶包”认罪。4月16日,敖汉旗公安局对潘卫国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执行逮捕。5月13日,潘卫国被“双开”。

邓长明、阿布力海提、徐大国等人投案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认罪悔罪,而是抱着打探案情、探听虚实的心态,进行“摸底探路”,从而想“大事化小”,他们压根就没有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交代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如此“投案”,不仅失去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还要受到纪法的严惩。

就在今夏转会市场关闭前,巴萨还在紧张操作德佩和埃里克·加西亚的转会,但因为价格方面的原因,最终未能引进这两位球员。